我为什么要做这部大戏 一个太难讲却必须讲的故事

做一部大型原创话剧，从来不是一条轻松的路。

它始于一个念头——也许只是一个画面、一句历史的回声、一次无法释怀的触动。可当这个念头被认真对待，它会迅速变得庞大而具体：策划整体结构，寻找合适的编剧；为作品的灵魂寻找音乐创作人；四处奔走筹集资金；邀请导演、搭建团队、协调档期、反复推翻与重来。每一个环节，都是时间与精力的消耗，也是意志的考验。

《沉默的道钉》讲的不是一段被歌颂的历史，而是一群被忽略的人。他们没有进入教科书，甚至没有在历史的注脚中留下姓名。

但正是他们，在悬崖之上、风雪之中，一锤一锤，把太平洋铁路钉进了大地。

我决定出品《沉默的道钉》，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“好讲的故事”，恰恰相反——这是一个太难讲，却必须讲的故事。

很多人问我：这个题材会不会太沉重？

观众会不会不愿意面对？

但我始终觉得，如果连我们都选择回避，那这些沉默就真的会成为永远。

“沉默的道钉”不是指没有声音的铁钉，而是那些没有被记录的人生。

那些华工没有墓碑，没有被历史承认的功绩，却支撑起了一个国家的铁路脊梁。

戏剧能做的，不是替他们讨回一个公道，而是至少让今天的我们知道：曾经有这样一群人真实地活过、付出过、牺牲过。

当火车呼啸而过，我们听到的是速度与进步；但在那轰鸣之下，也许还藏着一声被时间掩埋的叹息。

《沉默的道钉》，不是为了控诉，不是为了煽情，而是一次迟到了很久的凝视。

当然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常常会感到孤独。我要向别人解释“为什么要做这部戏”，要一遍遍讲述它的意义、它的价值、它未来可能抵达的高度。我常常也会犹豫、观望，甚至质疑；也会在现实的压力面前，反复问自己：做这部剧值得吗？

但正是在这些艰难之中，热情被一点点点燃。

当编剧写下第一场戏，当音乐旋律第一次在排练厅响起，当演员用身体和声音赋予文字生命，当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开始为同一个目标熬夜、争论、坚持——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看似沉重的付出，正在转化为一种罕见而纯粹的力量。

这部话剧，早已不只是一个艺术项目。它是一群人在现实重压之下，依然选择不后退的结果。

上图：出品人陈建萍（左四）和《沉默的道钉》剧组导演主演等在加州铁路博物馆了解华工历史。

在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中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“轻装上阵”的。

导演承受着巨大的创作压力。与此同时，她的母亲躺在 ICU，生死未卜。她没有对外的诉说，没有情绪的宣泄，只有在排练中一次次更努力的付出，更克制的选择。

编剧的创作，同样是在现实的缝隙中完成的。他需要照顾九十多高龄年迈的母亲。白天是生活的责任，夜晚才属于文字。那些关于离乡、承担、沉默与坚持的段落，并不是凭空想象，而是在现实的疲惫中，一行一行写下来的。

上图：出品人陈建萍（右二）和《沉默的道钉》导演曾春晖（左一）、主演刘兴久（左二）和华艺副理事长、舞台监督秦灼（右一）在排练现场。

我们的团队还有一位七十六岁的国家一级演员。他完全可以选择轻松、选择被尊重、选择不再承担风险。但他却一次次走进排练厅，认真的反复调整动作与节奏，用身体告诉年轻人：什么叫对舞台负责。

也有演员在排练期间，接到父亲肾癌接受手术的消息。他选择坚持排练，强忍痛苦独自坐在角落，把情绪咽回去，再继续塑造角色。

有演员的孩子，才出生刚满一个月。他哄完孩子后，又赶来排练，疲倦写在脸上，但台词从未迟疑，走位从未缺席。

也有学业最繁忙的高中生。他们在考试、作业、升学压力之间，为排练挤出时间。他们或许尚未完全理解历史的全部重量，却已经学会了什么叫认真与承诺。

我们的道具制作人，刚出了医院，就投身其中，他从未让疾病成为退场的理由。他坐在图纸与材料之间，一遍遍修改细节，仿佛在用创作对抗身体的限制。

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团队还有许多，许多。

上图：《沉默的道钉》剧组主创团队在排练现场。

我们没有人用这些经历换取同情。没有人要求被特殊对待。

因为团队每个人都清楚，《沉默的道钉》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群人——在不被看见、不被记录的情况下，依然把事情做到最后。

这部话剧不是一部用来消费情绪的作品，是一次集体的承担。它所呈现的，不仅是历史的回声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责任时的姿态